而前瞻性研究，则是医学工作者设计好前提条件，观察疾病发生的走向，判断其是否按照设想的方向发展。
挪威人搞了梅毒的回顾性研究，而米国人希望补齐前瞻性研究，于是1932年，米国公共卫生局任命托利弗、克拉克医生，负责进行这项研究。
克拉克医生最初设想的研究方案是，追踪观察一些身患梅毒并且没有经过治疗的黑人，经过6到9个月的观察和试验以后，再对他们进行有效治疗。
克拉克与阿拉巴马州的一所黑人为主的大学-塔斯基吉大学合作，从而招募到600名参与试验的黑人男子，其中399名身患梅毒，另外201名黑人没有感染，以此作为对照组。
按理说，这个医学试验的设置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但是克拉克很快就发现，他的设想从一开始就彻底的跑偏了，米国公共卫生局压根就没有打算给这些黑人任何治疗，而是打算任其自生自灭，并且通过各种检测手段，了解梅毒的整个发病过程，也就是说，对这些黑人进行惨人道的活体病毒试验。
克拉克医生试验进行到一年的时候，得知这个试验要长期的进行下去以后，就辞去了这个工作，接替他的是雷蒙德·冯德勒医生。
冯德勒医生对参与试验的黑人撒谎，宣传他们都得了“坏血症”，而不是梅毒，让这些黑人以为参加的试验是一种特殊的治疗。
然而，所谓的治疗并不存，论是患者还是对照组成员都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药物治疗，冯德勒和他的团队给这些人服用的都是毫作用的安慰剂。
整个试验，也不是只有观察这种平和的方式，除了定期抽血检验以外，参与试验的人员还要接受腰部穿刺收取骨髓，整个试验的过程非常的痛苦。
为了说服这些黑人参加试验，塔斯基吉东西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，比如说报销每次往来的路，检查这天提供午餐等等，尽管这些福利十分的微不足道，但是大萧条的三十年代，对于贫困的黑人来说，还是极具有吸引力的。
当然，这些黑人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，他们不仅牺牲了健康权，甚至把自己的死亡都交给了塔斯基吉东西，他们签署的试验协议中甚至写明，他们去世以后，尸体也要交给塔斯基吉大学进行医学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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