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也觉得自己很英明，施恩于臣子，彰显自己赏罚分明，不使功臣寒心，又激励其他文官武将。
“东江军屡次获胜，犀利火器功不可没。”崇祯的目光移到桌案角上的奏疏上，沉声说道：“朕意已决，聘请葡人制造枪炮，装备我大明军队。”
宁远之战后，红夷大炮便开始被明廷重视，特别是徐光启屡次上疏，明廷开始购买火炮，并聘请澳门的葡人技师和教官。
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朝堂上的保守文官给引进先进火器的进程增添了很大的阻力。
比如儒学宗师刘宗周、黄道周等人，那可是正人君子的典范，在朝在野都有很大的号召力，连皇帝也不得不顾及到社会舆论。
这些儒学大师互相吹捧，似乎只要重用他们，就会天下贤人聚集，大明中兴指日可待。
这些儒学宗师是有学问，但在军事上却啥也不是，他们不但提不出“隆中对”这样的战略规划，还开历史倒车，反对引进红夷大炮等武器。
他们的军政理念的核心就是修心、修德，认为只要崇祯皇帝仿效尧舜，大明就万事大吉，搞定农民起义和建虏都是小事一桩。
至于火器，刘宗周等人认为那是细枝末节，并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。
“臣闻用兵之道，太上汤武之仁义，其次桓文之节制，下此非所论矣”“今日不待人而恃器，国威所以愈顿也”“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”。
刘宗周之流不仅反对制造红夷大炮，还大力反对引进葡萄牙炮手学习军事技术，主张驱除所有的传教士，将其“放还本国，以永绝异端之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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